说到苏东坡的苏东敌人，最难措辞的坡王莫过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实上又绝对无法躲避王安石，安石因为两人不但分属两个政治营垒，对仇敌而且彼此之间另有纠缠不清的故事私人恩怨。

　　苏东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苏东他的坡王父亲(father)苏洵和弟弟苏辙、他敬爱的安石朝中元老、他的对仇敌亲朋挚友，险些无一不是故事站在旧党一边的。

　　当然，苏东更主要的坡王是苏东坡本人的政治看法与王安石的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安石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水乳融会，忠鲠谠直的对仇敌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需要成为新党的故事政敌，也势需要与新党党魁王安石发生冲突。

　　嘉佑六年(1061年)，二十六岁的苏东坡参加制举，王安石以知制诰的身份出任考官。苏东坡在制策中全面地提出了自己对朝政的看法，许多看法正好与王安石两年前向仁宗所上的万言书截然相反。众考官都浏览苏东坡的“文义灿然”而置之于高第，王安石却斥责苏东坡之文“全类战国文章”。王安石随后还在任苏东坡为福昌县主簿的制文中说:“夫士之强学赡辞，必知要然后不违于道。择尔所闻，而守之以要，则将无施而不称矣，可不勉哉!”虽是代朝廷立言，但也显示了他本人对苏东坡的不满之意。

　　苏洵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佑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苏洵还写了《辨奸论》暗刺王安石矫饰反常、不近人情的举止，并预言他必将祸害天下。七年以后，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说他“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并断言:“误天下苍生者必是人也!”吕诲的话与《辨奸论》如出一辙，可见苏洵事实上是代表旧党收回了攻击王安石的第一声。苏东坡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太过。苏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但是苏东坡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讽刺。王安石则把苏东坡视为隐然的强敌，必欲把他驱逐出朝廷而后快。熙宁二年(1069年)，苏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正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苏东坡修中书条例，王安石却竭力阻拦，并力荐吕惠卿。同年，苏东坡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神宗又想让苏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苏东坡不是“可奖之人”。神宗说苏东坡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王安石回答说东坡是“邪险之人”，还说三年前苏东坡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苏东坡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